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

汪伟，钱文然 2011-04-18

摘 要： 本文梳理了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研究文献，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寿命延长两个方面总结了人口

老龄化的私人储蓄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评述了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储蓄影响的最新研究动态，概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的研究成果，并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前景及启示做了展望和探讨。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改革发展，储蓄效应

人口老龄化通常定义为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加，或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全球趋势，据联合国的预测，老龄人口的比例在2050年左右将是现在的两倍。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的比重最高，而欠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比例增长得更快。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既是微观问题又是宏观问题。对个人而言，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并且希望确保自己的储蓄计划是适当的。而对整个经济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到经济中的总储蓄与决策。

自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Brum-berg，1954）诞生以来，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的关系一直倍受学者们的关注。本文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试图概括国际上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研究进展与成果，并获得一些有启示性的结论。 一、人口老龄化的私人储蓄效应 （一）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私人储蓄效应

经典的生命周期模型（Modigliani&Brum-berg，1954）蕴含着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行为人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总收人来平滑自己在各期内的消费，从而实现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最大化。理性的行为人将成年期工作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用以支付老年期的消费。从个人的一生来看，个体的储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对一国来说，加总的国民储蓄率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许多通过人口结构解释储蓄的模型主要

讨论不同年龄的人们有不同的储蓄倾向。在这些模型中，人口老龄化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影响总储蓄率。 许多经验分析文献检验了生命周期理论的适用性，Leff（1969）认为，各国人口结构的差异可以解释各国储蓄率的差异，他利用19年74个国家数据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有负向显著影响。Kellev ＆ Schmidt（1995）认为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作用还受到特定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影响，他们将Leff的计量方程运用到1960-1990年间数据中，发现只有1980年代的数据支持显著的负担效应。Andersson（1998）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使用北欧四国1950-1992年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研究中，他发现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负向影响，在加入特定年代变量（如1970年代）后就不再显著。Loayza et al（2000）在研究世界储蓄率差异时发现，如果老年人抚养比率上升3. 5%，储蓄率将会下降2%。Bos-worth&Chodorow-Reich（2006）则在其样本中发现老人抚养系数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使国民储蓄率下降0. 54个百分点。也有学者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对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有一定解释作用，Andreset al.（2001）利用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研究了西班牙国内17个区的居民储蓄率差异.他发现人口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差异影响不显著，地区间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居民家庭抚养负担的差异对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亚洲国家近50年来的高储蓄率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利用亚洲国家的数据对生命周期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经验分析。Higgins&Wil-liamson（1997）使用亚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抚养负担的减轻导致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与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但Schultz（2005）利用1952～1992年间亚洲地区的数据以及Higgins&Williamson（1997）的计量方程进行估价，发现抚养负担的减轻仍对国民储蓄率有显著影响，但其系数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Hayashl（1986）利用战后日本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人口结构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减轻对储蓄率的上升有显著影响。Horioka（19）的结果表明日本的低老龄抚养率是导致1975～1984年间高私人储蓄率的最为重要的因素。Koga（2006）使用ECM模型对日本1981～2003年间储蓄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增长率和储蓄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自90年代末日本储蓄率持续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结构因素导致的。他还引用日本内务署的调查数据支持该结论，数据显示各个年代出生的人群在进入老年期时其储蓄倾向都会突然升高。Katayama（2007）也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导致1998年以来日本储蓄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因素，但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养老基金注

资和养老保险改革也对储蓄率的下降起了推动作用。Horioka （2006）分析日本的微观数据发现，从2002年开始，退休的老年人的负储蓄占他们收入的15～30%，这种负储蓄的趋势会随着时间而增强。这意味着生命周期理论是正确的，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和私人储蓄率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Horioka（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私人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产生负的冲击。 （二）寿命延长的私人储蓄效应

储蓄率的变化除了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以外，还有寿命延长的因素。自S.Yaari（1965）的开创性工作以后，许多文献研究了寿命延长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如Zhang et al.（2001）认为由于预期寿命延长，理性的行为人为了更长的老年期生活而储蓄的动机会增强，从而储蓄率上升。Bloom et al.（2003）的理论模型表明平均寿命的上升将导致各年龄阶段人群更高的储蓄率从而更高的国民总储蓄率。但Bloom et al.（2003）同时认为这种效应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是临时的。寿命延长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具有高比例老年人口的人口年龄结构，以至于在长期，各年龄段的较高储蓄率会被处于负储蓄状态的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抵消（这种平衡效应可能需要50年或更长的时间），寿命延长带来的储蓄效应可能很大，但是这种效应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消失。

这些文献研究的是个人寿命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由于没有对个人响应函数的加总，因而无法识别决定年龄组成效应方向的潜在因素。Sheshinski（2009）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发现生存概率的上升导致了个人和加总的储蓄率的上升。

一些文献讨论了寿命的变化如何影响退休与消费决策，Kotlikoff （19）认为寿命上升的主要影响是对工作阶段的长度有影响，Chang（ 1991），Kalemli- Ozcan＆We11（2002）认为，在一个简单的生命周期模型中，更长的寿命并不一定影响储蓄率，对更长生命期的最优反应可以是成比例地增加工作时间，工作期的储蓄率仍然是稳定的。Bloom et al.（2004）预言健康水平和寿命的提高会导致自然退休年龄上升（从而增加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但会降低平均储蓄率。Lee，et al. （2000）认为东亚地区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寿命的快速增长。通过校准一个固定退休年龄的模拟模型，他们认为由于退休后的生活期变长而储蓄能够解释储蓄率的上升。

概括起来，通常存在预期寿命影响储蓄率的四个机制：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退休激励不鼓励或阻止更长

的工作期；老年期疾病的增多阻止更长的工作期；在一个更长的工作期内工资增长带来的复合利率影响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在高死亡环境中，行为人在耗尽自己的财富之前可能已经死亡，不完美的养老金市场可能降低有效的储蓄回报。

社会保障起作用的情况下，寿命对个人储蓄率会产生影响。Bloom et al. （2007）的理论研究发现，在没有社会保障和资本市场完美的情况下，寿命延长的最优反应是延长工作期的长度，对储蓄率没有影响甚至是负影响。然而，当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非常强的退休激励，退休年龄又是固定的情况下，更长的寿命导致了退休期的生活更长，从而使得理性行为人在退休前会更多地储蓄。

制度激励不是寿命的储蓄效应的唯一可能解释，还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可能机制要考虑。第一种可能性是老年的疾病迫使退休发生在一个恒定的年龄，以至于在寿命延长而工作期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需要为老年期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储蓄。这一论点被一些“发病期缩短”的证据所质疑，Fogel （1994，1997）认为在美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里不仅寿命延长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也减少了，健康状况的提升，寿命延长与发病率的下降可能使得可以工作的时期变得很长从而允许储蓄率降低。在健康状况随着寿命的上升而上升的假设下，Bloom，et a1.（2004）认为行为人能够在劳动的负效用比较低的情况下获得一个更长的工作期，增加健康和寿命的效应是增加最优退休年龄，如果工作年限与寿命成比例上升，寿命延长对储蓄率不会有影响。但退休年龄的上升的比例通常小于寿命上升的比例，因此每一阶段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

第二个解释是，当利率是正的时候，更长的工作期允许复合利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起作用。如果存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当利率更高时，一个更长的工作期会使工人挣得更多，因此退休时的工人比以前更富有。工人花费这笔财富的方式可以是更多地休闲（早退休）或者在生命周期更高地消费（工作期间的低储蓄）。如果闲暇和消费是正常商品，工人将会同时多消费这两种商品，并且市场对更长的生活期的响应是降低储蓄率（ Bloom，et al. 2004）。

第三个解释是死亡是意外的，这样降低了有效利率并增大了行为人消费的不确定性。当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时，这种不确定性下降，储蓄的有效回报率上升，为退休而储蓄的愿望变得非常强烈，因此理性行为人会早退休与多储蓄（ Kalemli- Ozcan＆We11，2002；2hang， Zhang，&Lee，2003）。这种效应依赖于缺少养老金市场并且储蓄的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当在模型中假设具有完美的养老保险市场时，就排除了这

种机制。虽然这些不同的机制都是可能的，在不存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通常没有发现寿命影响储蓄率的证据。而当存在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的时候，的确发现了寿命对储蓄的显著影响（Bloom et al.，2007）。 由于更高的人口负担率和寿命上升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是有争议的。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模糊效应引起了Graff et al.（2008）和Li et al.（2007）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他们在储蓄模型中同时考虑了负担率的上升与寿命延长。Li et al. （2007）通过一个简单的代际模型区分了寿命与老人负担系数对储蓄率的影响，预期寿命的上升会带来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但这种作用却通常被老人负担系数的上升所抵消。

讨论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储蓄的另一支文献是在代际模型中加入死亡遗赠机制。他们的研究认为由于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遗产由下一代继承的时间被推迟了，即该遗产的现值缩水，同时老年期延长需要更多的消费，这两个原因导致其遗赠动机削弱，遗赠储蓄减少，因此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对储蓄的效应将会变得模糊。

许多学者实证研究了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率的影响。Barro（1991）使用1970～1985年间的数据研究基期（1960）的预期寿命、预期寿命的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发现对于基期（1960）预期寿命较低的国家，随着其预期寿命的延长，储蓄率快速增长，但这种同向变动的关系存在阈值；一旦预期寿命超过阈值，其进一步延长反而会使储蓄率降低。Hurd et a1.（1998）利用美国家庭调查数据发现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导致储蓄率的增加，但寿命效应的存在只得到了部分数据的支持。Skinner（1985）却发现寿命延长降低了美国的储蓄率。基于人的退休年龄是固定的，Lee et al.（2000）通过模型模拟，认为寿命的上升可以解释其过去40年的储蓄率上升。Bloom et al. （2003）利用1960～1997年间面板数据研究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标准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中加入预期寿命变量，他发现预期寿命的延长会提高个体居民的储蓄倾向。Bloom et al. （2003）的这一研究结果与Lee et al.（2000）的观点相吻合，即寿命延长对储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能够解释东亚国家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并且也补充了Tsai，Chu andChung（2000），Hurd et al.（1998）通过家庭调查数据发现预期寿命上升导致高储蓄率的证据。此外，Bloom et al.（2003）的研究还发现预期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由于老年人的储蓄倾向低于年轻人，加总的国民储蓄率会因此而降低。也就是说，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他认为

只要人口增长达到均衡，这两种效应最终仍然会相抵，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国民储蓄率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Li. et al.（2007）运用1960～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证实了老年抚养负担加重会降低储蓄率的负效应和预期寿命延长将提高储蓄率的正效应同时存在。与Bloom et al.（2003）的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发现预期寿命的延长使个体的储蓄倾向和加总的国民储蓄率都趋于上升。也有学者认为寿命效应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的缺位可能加大地区间由于年龄结构差异导致的储蓄率差异。Pieroni&Aristel（2006）研究了意大利持续下降的储蓄率以及南北部地区间的储蓄率差距，利用分年龄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调查数据，根据Deaton（1994）的方法区分年龄效应和群体效应，发现年龄效应呈倒U型，符合生命周期理论；但区分南部、北部地区的子样本中，南部地区的年龄效应几乎是不变的，而北部地区的年龄效应却在中年后持续上升。Bloom et al. （2007）通过微观模型的加总得到一个估计方程，估计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普遍覆盖的养老保障和退休激励的情况下，更高的寿命并不意味着储蓄率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的公共储蓄效应

（一）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储蓄关系的理论研究

相对于私人储蓄的影响，人口结构对公共储蓄的影响常常在文献中被人们忽略了。随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理论性建模开始，这种状况在最近20年里开始有所改变（ Alesina&Drazen，19 91；Alesina&Tabellini，1990）。最近关于人口结构变化对公共储蓄的理论影响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的。通过人口老龄化与政治要素的相互关系看公共支出和公共储蓄是近年来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一个方向。

Bloom et a1.（2007）的理论研究发现，理性行为人对寿命延长的最优反应是延迟退休，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的，寿命延长会增加税基。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常常不会出现，Blondal&Scarpetta（1998），Duval（2003）在研究OECD国家的退休行为时发现，尽管寿命在上升，社会保障计划实际上起到了鼓励人们在同样的年龄退休，当人口老龄化时，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养老支持。

一个好的减缓人口老龄化引起储蓄下降的方案是走向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系统转向基金制体系的主要障碍是因为某代人必须承担双层负担。Hatta＆Oguchl（1999）提出了一种实现这种体系过渡的方案：即通过发行长期债券来为非基金的公共养老体系融资，并渐渐地在未来几代放弃这种债券。 社会保障支出并不是唯一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而上升的支出。一种观点认为，老龄人会比年轻人消耗更多

的健康支出，寿命延长和人口负担加重，使得健康支出会带来公共支出上升的压力，从而降低公共储蓄，另一种观点认为，寿命延长和人口负担加重导致公共健康支出增加并不是确定的。首先，寿命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在坏的健康状态下度过余生。使用新西兰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 Bry-ant et al.，2004），应当用人们离死亡的时段而不是用一个人的生物年龄作为一个好的公共健康支出的预测。他们认为正在老龄化的人口需要增加公共健康支出的观念是合情合理的，但增加的健康公共支出主要是用在极小部分老年人身上，相比那些花在丧失劳动能力的和需要特殊照顾的老年人，用于健康长寿老人身上的公共健康支出只是中等的。与这个观点一致，Cutler&Sheiner（1998）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否一定增加公共健康支出或减少公共储蓄关键在于经济中丧失劳动能力人口的比例，以及性别和年龄分布。在评估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健康支出的影响时，这些因素是关键的因素。例如，独居生活增加对长期老龄医疗设施的需求，这需要公共融资。不管怎么样，Cutler&Sheiner（1998），Bryant et al.（2004）提出了随着人口老龄化，公共健康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的预测。与此相反，Gouveia（1996）却发现随着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健康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意味着老龄化必然带来更高的公共健康支出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二）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储蓄关系的经验研究

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储蓄影响的经验文献还相当少。Kim&Lee（2008）通过使用面板VAR方法研究G7国家的数据发现总抚养系数对公共储蓄有负的影响。Disney （2007）的研究发现随着养老负担的上升，OECD国家内的福利国家的规模扩大了，虽然这依赖于养老体系自身的设计。 （三）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储蓄对私人储蓄的挤出效应

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1820）提出了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假说（Ricardian Equiva-lence Hypothesis），后来被Barro（1974）重新讨论和阐述。这一理论的公共意义相当清楚，任何增（减）税，或者更一般地，公共储蓄将会被私人储蓄的减少（增加）完全抵消，而国民储蓄率不会改变。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研究但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赞同。Feldstein（1976）、Buchanan（1976）是众多反对李嘉图等价假说的学者中的代表，他们批评Barro（1974）忽视了其它因素，如经济增长等。经验证据表明公共储蓄只是被税收和私人储蓄部分抵消，这种抵消不是一对一的抵消。

李嘉图等价定理只考虑了税收这种唯一的公共方式进入个人的储蓄决策函数。现实中也可能存在公共储蓄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化对私人储蓄的影响，这些通常是与李嘉图等价假说无关的其它途径。此外，在跨期模型中存在消费与储蓄在不同时期之间的替代效应，Auerbach&Kotlikoff（1987）发现增加支出会导致私人储蓄上升并推高利率，虽然这种反应的相对大小，依赖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此外，Gouveia（1996）发现增加一美元公共健康支出将减少0.7美元私人健康支出，并非一个完全的挤出。这表明至少存在公共和私人支出成分之间的高替代水平。总之，存在各种渠道意味着公共储蓄会挤出私人储蓄。

三、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改进主要是加入了人口制度、文化传统等制约条件。袁志刚（2000）建立了无社会保障的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老龄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由于预期到老年时期的延长而使老年期的消费增加，理性消费者会在劳动年龄提高储蓄倾向，从而导致国民储蓄率的提高。

在经验分析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利用1978～1997年间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抚养负担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抚养负担下降对国民储蓄率提高有显著影响。王德文（2004）利用Leff的计量方程对1982～2002年间中国国民储蓄率与老年抚养比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降低国民储蓄率。Modigliani& Cao（2004）对我国1953～2000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与国民储蓄率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有显著影响。Kraay（2000）建立了居民可以自由借贷的模型，利用我国1978～19年城镇、农村面板数据，得出了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的结论，显然与生命周期假说的预测不吻合。Chamon&Prasad（2008）甚至发现中国城镇人口的储蓄率出现了和生命周期相反的特点，即样本中户主年龄最轻的和最老的家庭储蓄率最高。

四、未来的研究展望及启示

在解释老年人的储蓄行为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出现反生命周期的行为，如Ando et al.（1995）发现日

本的老年人仍然有很高的就业概率，并不像理论预测的那样负储蓄。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家庭的储蓄行为，如考察家庭内部和代际的交易行为，特别是考虑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双向代际转移的潜在的福利收益。未来的研究热点可能要回到强调家庭内部保险的轨道上来。

以往的理论模型在分析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时，常常将利率、劳动负效用、时间偏好率和工资增长率当作给定，这实际上是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而在动态的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寿命、养老负担、劳动供给和储蓄的相互作用，将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以往的理论模型常常是一个代表性行为人模型，即经济中的所有行为人是同质的。事实上经济中的行为人通常是异质的，这些异质性包括行为人的偏好，寿命和健康状况，面临的约束条件（如借贷的难易程度等）与养老保障制度差异，其消费、储蓄和退休的决策也存在很大差异，从上述方面建立异质性行为人模型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还相当欠缺，这是一个未来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使中国的老龄化进度很快，200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00万，占全国人口的6.96%，预计在未来五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15%，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30%。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但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率却增势不减。过去的理论和经验文献已经证实，人口抚养负担减轻可以解释中国储蓄率的上升，但近年来老龄化的趋势与储蓄率的持续上升难以从理论上加以解释，表明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还有更复杂的关联，有待深入研究。

中国各地进入老龄化的时间不一，如上海市早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而贵州省至今仍未进入老龄化，各地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差异很大，这使我们检验人口老龄化不同阶段的负担效应和寿命效应大小提供了足够广的取值区间；另外，由于计划生育的实行，中国在几十年间的人口年龄变化区间比其他国家的更大，这也为我们检验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提供了试验场。

作 者：汪伟 钱文然 出 处：《经济学动态》 单 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经济类别：改革与发展 库 别：中经评论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