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些

过去，有人问一位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经济学家回答说，：“因为人生很有限。” 这位经济学家又说：“如果人类的生命是无限的，那么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谓经济学，就是人类思考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更有成效地生活的学问。”

时间的不可逆性证明了它的宝贵，虽然他自己从未告诉我们他到底有多宝贵。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多数时间是被恐惧，担忧，害怕，生气，悲伤，焦虑占据着。我说这些只是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对待生活，而不是被这些情绪慢慢吞噬。

情绪是种心理感觉，当我想要去理解他，去解释他的时候它反而会离我越远。就好像有时候想用比喻来比喻比喻时，如同看到电影里的主人公看电影里的电影一样离奇。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作家，只是企图用思考自己的方式求证一出一些道理用来安慰自己，能思考而已，对于自己的求证，想要像胡适那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是盼望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我只希望用前辈们的思考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人会莫名的感到忧虑和惆怅，产生忧虑，所谓莫名就是不可说不知道怎么说，然后等过了之后再看看当时是的惆怅，大都会就觉得好笑，等于用自己现在的聪明证明以前的愚蠢，其实在用五十步笑一百步，没多大差别。

人们总习惯于用自己看得世界的方式全得周围的人和事。有时是好的，诚如《亲爱野兽先生》中说的那样：“若果你看不清自己，就看看身边的人，你只是你周围的事物。”这样我们会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有时候，我们会说：“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因为我觉得怎样，，，”面对不合自己心意的方式总是希望能改变它适应自己，才会觉得舒服，可是别人呢，这时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审视着你或者另一个人。结果，岁月是个奇怪的筛子，他总是留下了自己的好和别人的坏。我和你，我们和你们，加一个字，隐含的力

量就不同，这个世界不是我和你构成的，而是我们和你们，当一个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人事时，就会把“我们”变成“我”，只是在孤立自己而已。我说这些，只是在想，人是一种存在方式，我们每做一个评价，总会有个评价标准，而许多时候，我们总习惯把这架天平倾斜，或者偏向自己，或者偏向别人。不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公正合理的评价，在它对应某些具体的事时，难免会失衡，只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有一次看到刘墉在《多情却总似无情》里说：“只有不喜不悲的人，能当得起大喜大悲；也只有无所谓得失不等待回音的人才能登上人生的顶峰。”可是，人生的顶峰是什么呢？一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上遇到一座山，真的有必要征服它么，是不是绕过去更省力一些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原理①，有些事情当你做出了第一个选择，那么未来的道路就被不可逆的决定了，改变意味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我们一直屈服于我们的习惯，当他遭到别的习惯的干涉时就会很不舒服，但是，考虑一下另一种方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印度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狱中给女儿英吉拉甘地的信中告诫:“不要秘密地做任何事，也不要做任何你想隐瞒的事，因为存心隐瞒任何事，就说明你有恐惧，而害怕是一件坏事对你来说可犯不着。”②莎士比亚也说，最重要的是做一个真实的自我，接下来就像是白天过去之后就是黑夜，这样你就不会对任何人虚情假意。马克吐温说：“如果你为了俯瞰大地上的各个王国而登上了雄伟的马特峰，竟在山顶上发现了草莓，这也许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你不是为了草莓才去攀登山峰的。”霍金调侃哪些宿命论的人说：“我注意过，即便是那些声称‘一切是命中注定，我们无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都会左右看看。”

人太注重结果了，做饭的时候想着洗碗的事，走路的时候想终点的事，结果呢，饭菜里的盐多了，路上的好景错过了，的确，有的事必然会发生，但有的事不会。比如黑夜过后就是白天，但是天晴或雨，并不是你想让它晴就晴，雨就雨。我说这些，只是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享受过程，在生死之间好好生活，在终点之前欣赏沿途的风景，在做饭和洗碗之间，用心烧菜，然后再在享受美食后愉快的去洗碗，也许生活并不那么复杂，只是想到了什么时候就干什么那么简单。

日子不是数着过的，想要做的就努力去做，不去在乎终点的旅程才是最美的。好好享受生活给予我们的喜怒哀乐，生活一定会很美好，因为黑夜即使再漫长，也总会天亮。我说这些，只是想说，生活不是诗，但是，倘若我们满怀希望的话，它会比诗更美。

（2013年4月）

①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由于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 、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ffect)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4.85英寸。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4.85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4.85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所铺设的，而4.85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

命都不会很长。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4.85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百度百科）

②

李连庆 《我在印度当大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